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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早关注养犬问题是在2004年春季的一次海淀人大内务司法委员会的会议上，这次会议的主题是讨论如何执行2003年9月北京市人大常委会通过的养犬管理规定。我在会上对该法规作了批评，指出一些不合理之处，认为很难实施。 后来该法基本上处于搁置状态，直到2006年9月以后北京市乃至全国发起了一场养犬执法运动，我感到了问题的严重性，打算写一篇文章，就是后来的那篇《养犬与和谐社会》。当我还没有来得及写文章的时候，11月初，北邮的一位老师，也就是我所在选区的选民找到我，因为她家的狗身高超过 35厘米可能会被抓走，希望我能帮他们呼吁。接下来我开始写文章，也就在这时候我从网上知道了动物园集会抗议事件。 一系列事情发生促使我意识到养犬管理问题不单单是养犬问题，而是现代城市管理的理念问题，是立法能不能充分代表民意的问题。于是我想，推动该法的合理化可能是推动城市管理立法合理化的一个样板，对于构建和谐社会是有积极意义的，符合我一贯的建设性推动社会进步的理念。 经过认真分析，我认为现行养犬管理规定存在的问题主要是管理思路不科学，试图通过提高门槛减少犬数量的方式减少养犬引发的社会问题，把重点放在管束养犬行为本身，而不是养犬带来的社会问题上。实践证明这样的管理思路不科学，比如提高门槛只会导致大量犬没有注册，政府付出很多努力成效却不明显。我们提出的管理思路是，宽准入，严管理。基本立场是：养犬是个人自由，只要不妨碍别人，妨碍别人的重罚。因此我们起草的立法建议重点是当养犬妨碍了别人的时候如何有效管理。 我和一些朋友一起作了这些工作：进行问卷调查，总结养犬带来了哪些社会问题以及人们为什么规避法律；分析现有法律的不合理之处；起草新的立法建议，提出有效管理的思路；利用人大会之际和部分人大代表以及海淀区养犬管理办公室沟通，向他们解释我们的建议。 我们正在做的工作是：向部分北京市人大代表写信，并打电话争取面谈的机会，向他们表达对于现有法律的看法，提出新的立法建议，希望影响部分代表促使部分代表提出立法议案，最终修订现有法律，然后严格执法。 我想，通过游说人大代表来改变不合理的法律是一种最理性的维护权利的方式，是一种建设性的推动社会进步的方式，甚至可以说，这是一种现代政治文明的生活方式。 虽然我认为集会的方式表达公民声音也是宪法赋予公民的权利，但考虑到中国国情，我反对这种做法。我一再强调自己的立场，要用最理性的方式。当有人提出激进的做法，我会尽力劝导大家理性，甚至有人提议开一次研讨会我都表示顾虑，认为过些时间再考虑可能更稳妥。我真的很希望，这次能够有一个民间与政府的良好互动的机会，最后理性解决我们共同的问题。 当然，在我们努力工作的过程中，确实有些失误，比如，对现行法律的批评过于严厉，甚至不够客观理性。我希望有一定的网络舆论压力，目的是为了引起人大以及有关部门的重视，尽快改变法规不合理的部分，担心如果没有一点压力，仅仅是提出建议，可能很长时间都不会引起重视，法律也可能在很长时间里缺乏尊严。但这种方式可能会引发一些激进的声音，甚至导致我们预料不到的后果。对于这些失误，我很抱歉。在以后的工作中，我们会更加理性。 在整个过程中，我感到有点遗憾的是，我们和有关养犬管理部门沟通不够，我们会继续努力寻求沟通。感谢对我们工作的指点，在推动和谐社会的建构方面，无论我们能做多少工作，我们都希望，政府管理部门要认真倾听被管理者的诉求，在认真调研的基础上，制定出科学的法律，然后才可能严格执法，社会才可能和谐。我们愿意提出建设性建议，愿意尽我们的力量推动社会和谐进步。 | 
发表于 2007-12-8 02:20: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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